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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

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

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

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下编

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

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

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

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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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他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就要在小说里面表现出来。

我觉得他们太快地把经验变成文字，你看和老师吵两句嘴就写下来，喝点东西也写下来，太快地就变成文字，没有经过创造。

和海明威同时代那个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一直用这句话来理解我妈妈这一代人：个人主义是人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

反叛肯定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中，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是剩下一个姿态了，现在的人都是形式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变得——有很多的理由为人开脱了，有很多理由变通。

你现在跟他们讲人应该是崇高的，谁来听你的啊？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马上就能和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之前的时代里边教条主义人性认识挂起钩。所以说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很讲不清楚。

我是特别喜欢生活的质感的，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因而失去生活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写爱情很危险的，写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

上次我在某一个报刊上看到，有一个水利专家分析安徽的河流，淮河，我觉得他讲的每一点都和我看到的事实是一样的，当时我就特别懊恼，我如果是多点心情去看看周围的我的地理环境，那我会掌握这么多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喜欢滥情的东西么，中国的文化不滥情的，都比较收敛的，就像你刚才谈的爱情两个字，中国文化不大谈爱情，中国文化讲仁义的。

那一年她到上海来看眼睛，我搞了两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芭蕾舞票，但是那个时候宗璞几乎没有什么视力了，可是她依然非常享受。我说你看不见了，坐在那里会不会觉得寂寞啊？她说不会，我听音乐啊！

那时候王尔德关在监狱里面，给他轻浮的小对象道格拉斯写信，里面有一句话是对的：爱是需要想象力的。

王安亿：对呀，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呀，他好像就不屑于和小孩子多说话的，不像我母亲。我父亲到老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可这时候我们又大了，我们又不屑于和他说话了。这个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感情吧，是从小生就的。

张新颖：这有个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母亲就是要跟孩子亲近一点。可能很多的父亲都有点像你父亲那个样子。

王安忆：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像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而我父亲年轻时是不要孩子的，我父亲自己是个孩子，他像长不大，他是个不要孩子的人，到老年的时候对我们也不是对孩子的喜欢，他对子女的需要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他不像我母亲，我母亲就是特别爱孩子。

王安忆：散文呢，散文我就觉得谁都能写，现在可能也是给这世道搞的，谁都能写散文。只要识字好了，报刊又多。我觉得对我来讲，写散文其实蛮难的，像我自己的话，写散文就像在磨刀一样的，写散文它有一些难度，写什么就要像什么。小说呢反正你是虚构的，画鬼画狐都可以。我觉得写散文有的时候对我是一个训练，就好像绘画里的写生课，我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本人对散文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就好像是一个余兴节目。

王安忆：自己心里有数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评论，然后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的作品，心里都很清楚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又使出了多少，实现了多少。一部作品写出来，任凭别人怎么说，真知道好坏的就是作家自己，没有例外的。除非是特别愚顽的人。

张新颖：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张文江，你别看他讲得很玄，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跟自己亲身的体验有关系的。那么史铁生有一个问题，他要把他的思想跟自己的体验剥离开来，他的思想、他的抽象的想法，其实是为克服自己的局限性，特别是命运的痛苦，思想成为拯救痛苦的一种东西。他一定要往抽象的东西走，越抽象，就越离开自己具体的痛苦。他是这个方向，可是张文江强调的方向倒是相反的，你一定要走到你贴心贴肉的那个方向，思想再抽象、再玄虚，一定要跟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我是比较赞同张文江的方向，所以我对《务虚笔记》是多少有点失望。我特别喜欢史铁生这个作家，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作家，然后他经受这样的折磨。一般的人当然不能故意去经受这个折磨，但是他已经有了折磨，这个折磨其实是一笔财富。不一定是直接去写痛苦，但是如果能把亲身经历的，把痛苦的信息带到文字里去，这样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一流的。但是，他的问题是，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跟这脱离开来，否则没法过下去。所以，从人上来说，史铁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从文学上讲，他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既可以使自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命运，又可以直接地面对它，接近它。他克服痛苦的办法等于是离开它。能力更大的人就是完全可以接近它，正视它，把痛苦挖掘到更痛苦的地方，把痛苦扩大。当然我这样说，是过于苛求了，也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

王安忆：上次台湾出《务虚笔记》，不是要我给他写序嘛，那我真是看到血都要吐出来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个脉络。

张新颖：我看到你那篇文章，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结尾似的。但这没有结尾，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就是到了那儿。

王安忆：这个长篇真是非常难读，最主要还不是我读不懂，是我读的时候，心里很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我将它们搞复杂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新颖：他把一切都抽象了之后，符号化之后，这东西有的时候就会感觉有点空了。其实对...

王安忆：我就觉得二十世纪的作家或者说现代派的作家，他告诉人们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书一样。余华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个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他就讲到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好像是一个银行，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再生的，不断不断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只是一笔贷款。他说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东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给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给你的是教养，是整个教养，所以我现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艺来解构，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东西。其实读书就是教养的培养，教养还是得从小培养起，你大了以后水都泼不进了。现在这代作家吧，真的还是比较缺教养，这也是有的时候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学来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进来一个方法会有那么多人用，哗，都挥霍掉，再进来，再挥霍掉，挥霍得特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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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看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的情感态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深刻、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为精当，是独具只眼的。此著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